文/李成琨
远宏和许大海两位老师合撰的《陶瓷艺术研究七十年（1949-2019）综述》一文，至今仍予人常读常新之感。这篇文章的发表，让我们看到中国陶瓷从传统匠艺到现代学科的蜕变之路。七十年间，学者们以器物为舟、以方法为桨，在历史长河中溯流而上，又借跨学科之风破浪前行。这篇文章提醒我们，陶瓷艺术研究既是守护文明根脉的使命，亦是探索未来可能的实验场。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的今天，如何让古老窑火焕发新生，仍是学界与社会的共同课题。
初读《陶瓷艺术研究七十年（1949—2019）》一文，我仿佛触摸到一块块碎瓷片——它们冰冷、坚硬，却在历史长河中折射出灼热的文明之光。作为一位对传统工艺充满好奇的读者，这篇文章让我重新思考：陶瓷究竟是什么？是实用器物，是艺术符号，还是文明基因的载体？作者以七十年的学术脉络为经纬，编织出一张跨越时空的网，而我的思绪则在这张网上跳跃，试图寻找个人与历史的共鸣点。
断裂与延续：对“传统”的再定义
文章中反复提及的“窑址考古”与“现代陶艺”，恰似景德镇御窑遗址的时空叠影——龙珠阁下埋着明代的碎瓷残片，而百米外的陶艺工作室里，电动拉坯机的嗡鸣正裹挟着新鲜泥浆旋转。考古探方中层层累积的文明密码，与当代陶艺家刻意保留的残缺肌理，在平行的时空里彼此凝视。这种静默的对话揭示了一个真相：传统并非博物馆玻璃柜中的标本，而是窑火中不断熔毁与重生的活体。
作者梳理的“建国瓷”案例尤其令我动容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陶瓷设计，既承载着“为人民服务”的政治理想，又试图在传统纹样中寻找民族自信。这恰恰映射了中国现代化的缩影：我们如何在“破旧立新”的浪潮中，既不被传统束缚，又不沦为西方审美的附庸？文章中提到的梅健鹰、张守智等人，以青花瓷的现代转化给出了答案——他们用传统技法勾勒新时代的轮廓，让“中国白”成为世界认识东方美学的窗口。
这让我反思当下热议的“国潮”现象。今天的年轻设计师是否也在重复相似的道路？当故宫文创将珐琅彩印上手机壳，当敦煌壁画成为球鞋图案，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了“传统的创造性转化”？或许，文章中强调的“窑系”概念可以提供一个思路：传统不是符号的堆砌，而是从泥土到火焰的完整生态链。只有深挖技艺背后的文化逻辑，才能避免“非遗”沦为空洞的文化表演。
方法的困境：在科学与诗意之间
文中列举的十余类研究视角，让我联想到人类认知陶瓷的两极：科学家的精密仪器与匠人的指尖温度。周仁用光谱分析宋代青瓷的釉料成分，陈万里用脚步丈量南北窑址的分布——这两种看似对立的研究路径，实则构成了陶瓷研究的“一体两面”。但作为艺术类专业院校的学生，我始终困惑：当我们将陶瓷切片放入电子显微镜，当窑火的温度被换算成氧化曲线，那些隐藏在器物中的诗意是否会消散？文章提到吕品昌对“缺陷肌理”的审美化探索，或许提供了一种调和路径，科学揭示物质规律，而艺术拯救感性经验。就像钧窑的“窑变”本是一场烧制事故，却因宋人对残缺之美的领悟，成就了“入窑一色，出窑万彩”的哲学。
个体的困境：在宏大叙事中寻找“人”
文章中密密麻麻的学者名录与文献索引，像一座由学术成果筑起的金字塔。但在辉煌的集体叙事背后，我试图寻找那些被遗忘的个体面孔：那些在窑厂记录火候的匠人，那些在实验室调试釉料的技工，那些在偏远村落守护古法的传承者……
作者提及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”时，我联想到云南建水紫陶的现状。当地政府将制陶列为旅游项目，老匠人却抱怨：“年轻人只学拉坯拍照，不肯花三年练磨刀”。这种割裂揭示了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的脱节：我们擅长用文章定义“文化价值”，却常忽视技艺存活的血肉根基。正如文章中强调的“生态学方法”，或许真正的保护不是将陶瓷封入博物馆，而是重建一个能让匠人自由呼吸的生态。
这让我重新审视“研究”的意义。当我们在书斋中讨论“全球化语境下的陶瓷艺术”时，景德镇陶溪川的年轻陶艺家正通过直播向世界销售作品；当学者争论“官窑与民窑的等级差异”时，云南傣族制陶女仍在用脚蹬转轮延续千年古法。学术研究不应是单向的“定义”，而应成为连接庙堂与江湖的桥梁。
合上文章，窗外的城市灯火与想象中的窑火重叠。七十年学术史像一条蜿蜒的瓷土矿脉，而每个研究者都是持灯前行的探矿者。他们有的用考古铲剥离历史尘埃，有的用实验数据破解技术密码，有的用美学理论重构文化基因——正是这些不同的足迹，让中国陶瓷研究始终保持着“未完成”的开放性。
作为后来者，我们或许不必焦虑如何“超越”前人的成果。就像宋代匠人从不追求烧制两件相同的钧瓷，真正的学术传承从不是复刻，而是在时代的窑炉中烧出属于自己的“窑变”。当某天，我们的研究也能让后人从中触摸到21世纪初的困惑、挣扎与希望，那便是对这篇七十年综述最好的回应。
（作者系山东艺术学院艺术研究院硕士研究生，主要从事数字艺术、元宇宙、传统造物及清代服饰研究，现供职于济南文旅集团旅游开发有限公司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