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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白茅湖”不是人名，是我们钱塘泗乡对杭州西湖区袁浦中学的称呼。这所学校1968年8月建在袁浦地区老沙、新沙和小叔房三个村交界处。原是钱塘江围塘后产生的一片小湖泊群，叫白茅湖。虽然大名是“袁浦中学”，但当地人这样叫它，就像喊邻居家孩子的小名，特别亲切。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我从袁浦中心小学（以前叫五一小学）参加小升初考试，进了这所“白茅湖中学”读初中。学校里的老师大多是之江地区袁浦、周浦、转塘一带的本地人，也有几个从城里来的。城里老师上课讲普通话，下课就切换成杭州城里话。好在和我们说的泗乡土话差别不大，跟老师沟通一点不费劲。师生相处融洽。
本土老师课堂、课余则讲当地土话，师生交流、日常教学中会顺带讲泗乡味的俚语。像讽刺没有真本事而硬逞能，导致无法收拾的“阿华修闹钟，拆开拼不拢”；强调孩子品德教育要从小抓起的“三岁打娘哈哈笑，廿岁打娘要上吊”，推崇挫折教育的“头上不起块（肿块），生活（手艺）学不会”，我们在接受课堂教育的同时，也慢慢体会家乡文化的魅力。
班主任袁伟民老师，和我是袁家浦同村人。77年恢复高考后，他考上杭州师范，毕业后分配到袁浦中学教数学。袁老师一直是和风细雨式的耐心、细心讲解。除了在课堂上有同学讲话、搞小动作，他会加重语气提醒两句，从没有为作业、考试问题向学生发火。
唯一的一次，初二年级时，有人笑话一位因患病腹泻坚持上学的同学。袁老师知道后，特意站在讲台上严肃地警告了那些起哄的人。那是我们第一次见袁老师发火，都惊得半天合不上嘴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他当时不仅是在保护那个生病同学的自尊心，更是在教我们这些农村皮孩子，要懂得尊重别人。
二十出头的金敏老师来自城里，教我们语文课。有一年学校元旦文艺汇演，她代表老师组上台，给大家讲莫泊桑的《项链》。金老师讲得特别生动，还配上动作，把玛蒂尔德借项链、丢项链、借钱还债的经过说得跌宕起伏。再加上她本身是高鼻梁、杏核眼，留着一头大波浪长发，要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流行染黄头发，她看起来就跟书里的玛蒂尔德一模一样。
金老师还很会帮我们培养写作兴趣。有一次操场开展教职工拔河比赛，袁伟民老师也参加了。金老师让我们这些当啦啦队的同学，仔细观察袁老师拔河的样子，特意指出要写的细节：怎么把眼镜摘下来放进裤兜，怎么在手心里吐口唾沫，怎么抓住绳子往后仰，怎么咬着牙、脸涨得通红，要求通过神态动作写活人物。现在说起来，那就是一堂实实在在的“现场写作课”，也是我以后写作的启蒙。
到了初三年级，我们开始住校。教我们化学的，是50多岁的倪格老师，看着特别儒雅，在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孩子眼里，就是个和蔼的老头。每天早上，他都会在学校操场的角落里练太极剑。我那时候总天真地担心，那把看似银光闪闪的剑锋会割到手，后来才知道，那剑其实是木头做的。
课堂上的倪老师，和练剑时的儒雅飘逸不同，上课总是唐僧式的碎碎念，爱反复强调重点，对成绩靠后的同学常主动提问，让人不敢偷懒。夜自修时，经常组织十分钟、二十分钟的化学小测试，查漏补缺，考得好的同学，他会自己花钱买笔记本、铅笔盒当奖励，非常体谅我们农村孩子的难处。他还总跟我们说，他以前教过的学生里，有好多考上了大学，用这些例子鼓励我们好好读书。
那时候的袁浦特别偏，有人还开玩笑说是“杭州的西伯利亚”，乡村中学的条件自然好不到哪儿去。就说吃饭，老师跟我们学生一样，中午都得自己带饭。校门口池塘边，常可见师生并肩淘米的身影。
管食堂的阿潮大伯也是袁家浦村的，就住在我家旁边。听说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学校刚建校的时候，他就来工作了，还是学校里为数不多的党员。上午的课结束后，阿潮大伯把蒸好的蒸笼搬到礼堂旁边的平板桌上，让我们自己去拿。因为全校的铝饭盒看起来都差不多，每个人都得在饭盒上写上自己的名字或者做个记号，不然很容易拿错。
食堂右侧的小平房里有个小医务室。负责的孙建老师是周浦乡桑园地村的，会针灸。
有次下午上课，可能是天热的原因，我感觉一阵阵头晕恶心，班主任袁伟民老师安排同学陪我去医务室。孙老师问中午吃了什么，又摸了下额头，说是中暑。我还以为会配些什么药吃，他却从一个小铝盒里，打开消毒纱布，取出两根长长的银针，我有点怕。孙老师安慰说，这不痛的，只会酸一下。接着在膝盖下方的小腿部位，刺、捻了一会儿，确实一点不痛，只是酸爽。一会儿，我神清气爽，恢复如初。
除了生活条件差，交通也是个大难题。从城里来的老师，得先坐4路公交车，到九溪站换乘18路公交，到黄沙桥站下车后，再往北经过袁浦卫生院，沿着军用马路走3公里才能到学校。
每年五、六月份麦收的时候，公路两边的农户会把麦草、麦穗摊在公路上晒，车轮一压就容易打滑，很容易出事故。这时候，18路公交车就只到5公里外的良户站，或更远的凌家桥站返回。当这条漫长的正道走不通时，怕耽误上课，老师们只能各显神通了。
有的索性步行，有的骑车，也有的搭载装石块的拖拉机到校，一路上特别颠簸。我上高中的时候，也在黄沙桥搭过几次拖拉机去凌家桥换公交车，那一路颠得，肚皮都跟着发麻。
老师们的辛苦没有白费。1984年的中考，我们学校考得特别好。有6位同学考上了杭州二中，三年后，都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大学。还有40多位同学考上了杭州师范、浙江幼儿师范、浙江电力学校、杭州农校，以及杭州的几所护士学校。那时候的袁浦中学，作为一所农村中学，算是走上了风光大道，成了之江地区出老师、警察、护士最多的地方。后来，《杭州日报》还专门分两天，登了两期介绍袁浦中学办学成绩和老师先进事迹的专版，学校在杭州甚至整个浙江省，都有了不小的名气。
1988年，袁浦中学从白茅湖搬到了袁浦街边的黄沙桥。到了90年代，学校还配了专门接送老师的校车。我每次下班，在黄沙桥边看到车身上印的“杭州市袁浦中学”那几个字，觉得特别亲切。
一晃眼，初中毕业都四十一年了。当年教过我的班主任、任课老师都已退休，在家安享晚年。当年跟我一起上学、后来考上师范的同学，也在讲台上教了快四十年书。我二哥二嫂还有我的妻子，都曾在教育系统工作，所以我对老师这个职业，天生就多了一份亲近感。
“白茅湖”中学“质朴，钻研，坚韧”的校风特质让我受益终身。参加工作以来，我在省、国家级各类专业杂志刊物发表水上交通执法、水上交通事故处理方面的专业论文20余篇。2024年，在杭州市文联和杭州日报联合举办的“迎国庆75周年”群众征文大赛上，我的“每一次回家”作品，从参赛的900余篇文章中脱颖而出，荣获二等奖。
2013年开始，杭州市地方海事局（交通体制改革后，称杭州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）成立了少年海事学校，还抽青年骨干组建了“小海狮”讲师团，到各个区县的学校里教孩子们水上安全知识。我也曾参与了相关教材的审订工作。虽然我没当成老师，但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在水上交通这个领域，也在做着类似教育的事，跟当年白茅湖的老师们比起来，也算殊途同归。
现在，第41个教师节快到了，我想跟母校袁浦中学的老老师们，还有现在正在任教的老师们，说一声：“白茅湖”老师，节日快乐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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